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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报告:中国需要尽快解决非流通股问题(2)

2004年05月12日 17:45  21CN


  据了解,它们通过各种方式的筹资行为来偿还这种债务,然而有时这种筹资行为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预算,致使它们被迫请求中央政府给予财政干预。虽然中央政府在大力寻求各种行政措施,以监控并限制下级政府招来潜在的不可靠债务,例如严格控制工业园区的开发或引导银行的贷款方向,但地方政府的行为显然源于根深蒂固的政策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是政府间财政体制薄弱。
   和投资情况一样,现有统计数字所显示的关于消费的信息也令人困惑。公布的2003年零售总额增速为9.1%,是1999年以来最慢的;然而根据公布的零售总额计算出的增速却是12%以上。2004年一季度的零售总额增速强劲,但其中包括春节期间的攀升。住户调查数据显示出强劲增长,城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7.1%, 与前5年的平均值大体持平,但比2002年有所上升,这是由可支配收入(见图二)的大幅提高带动的。农村的消费支出,虽然低于城镇家庭,仍增长了4.3%(现金支出增长5.9%),比前5年的增速稍快。
   2003年,中国的国外需求持续强劲扩大。出口额按美元计算增长34.6%,达到4385亿美元,第四季度出口增长了40.5%,2004年一季度34%。出口额的增长似乎是由急于在增值税退税率调整(从15%到11%)于2004年1月生效之前完成交易而驱动的。然而,2003年的贸易顺差却从2002年的304亿美元以及1998年的最高峰435亿美元缩减到254亿美元;2004年一季度出现了贸易逆差。这反映了进口额的急剧增长,2003年增长了39.9%,达到4131亿美元,2004年一季度又增长了42%。
   这样的进口已使中国成为东亚发展的推动力。2003年,中国的进口额占韩国出口总额的18%,占日本出口额的12%,占东盟国家出口额的6%-7%。更重要的是,自从2002年年初,东亚国家的出口增长中有20%到90%归因于在中国市场上发生的销售额。中国加入WTO引发的贸易自由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行业内部及企业内部的电子、电力机械设备贸易正在改变东亚地区的贸易格局,并加强了东亚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互补性。中国与欧美主要市场的较大贸易顺差,正在普遍被中国与亚洲国家日益提高的贸易逆差抵消。举例而言,2004年启动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早期收获"条款,作为广泛讨论的自由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在2004年一二月份已将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顺差提高到38.5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65%。这些国家仍受到发达国家可能发生衰退的影响,他们更加依赖于中国市场,使得中国对国内需求的管理成为全球注意的焦点。
   在加入WTO之后,制造业随着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中国而进行的迁移,是区域贸易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虽然2003年全年利用的FDI只提高了1.4%, 达到535亿美元,反映出SARS带来的减速效应,但到2004年一季度增速就又达到了约8%。2003年间制造业获得的FDI为374亿美元,仍占大多数,但金融和保险业的外资增加了217.5%,教育、文化和医疗业的外资增加了53%。流入这些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数目不大,占总额的比例不到1%,但加入WTO后服务业自由化的步伐却是明显的。外资进入服务业,即便数量小(增长很快),也有望将来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近中国在吸引FDI方面显示出一个不良现象,尽管2003年12月以来FDI流入反弹强劲,但其中一部分来自避税天堂,使人对这些投资的动机和可持续性产生怀疑。此外,尽管贸易顺差缩小,对FDI的利用放慢,并拨款450亿美元用于增加两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但中国的外汇储备仍增加了1170亿美元。市场分析家和商业银行家们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引起了大量投机性的资本流入。中国政府已采取了多种措施提高投机资本活动的交易成本,比如,限制每天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的金额。
   宏观政策
   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和资产价格都大幅上升了。如果关键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和非贸易商品)实行行政控制,价格并不是评价"过热"的一个好的指标。不过,结合产能过剩、投资格局和银行贷款的资料来看,刚刚显现的物价压力可以解释中央政府作出的关于必须保证中国经济软着陆的申明。土地价格和租金、生产价格指数(PP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核心价格指数各种组成部分之间,涨幅的差异也很大,一些原材料及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涨幅高达25%-35%。
   放慢投资已成为一项艰巨的政策性任务。迄今为止,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应对目前及未来的宏观稳定问题。这些措施包括,压缩中央政府的开支,旨在减少2004年的初级预算赤字(非利息支出);结合银行准备金政策的变化给予行政指导,放慢贷款、借款,并调整贷款和借款业务的方向,以冲销外汇流入,在放慢流入的同时促进流出。在最近几个月的若干申明中,当局已明确表示不会将利率或汇率用作政策手段;一旦市场认为这些申明是可信的,资本流入就会放慢甚至是扭转方向。但现在,持续的流入表明市场预期并未发生很大的变化。
   此外,像1998年一样,财政和行政措施被当做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因此,考查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就很重要了。2003年,经济运行状况改善以及税收管理使税收收入提高了15%(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提高10.3%)。政府预计,2004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会提高7%,但支出增加的较少,因此赤字额会比2003年缩小近0.5个百分点。2003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2.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此类财政紧缩是合理的。如果经济实力允许,并且在目前及未来的条件下,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会得到改善。然而,2004年和2005年不太有利的宏观经济条件会对今后中期的财政状况产生巨大的压力。 更大的挑战是要保证利用综合的宏观经济手段来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因为财政和行政手段比较生硬。在这方面,最好是更灵活地利用其他手段(比如进一步放开银行贷款利率) 。不必说,中国经济需要为公共服务的供给提供大量稳定的资金,就必须加强对公共财政--尤其是政府间财政的结构调整。同时,需要有力抵制来自地方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或特定的短期目标而寻求放宽税收支出的压力,并更有力地消除地方政府寻求预算外支出的动机。
   货币基础的迅速膨胀,造成了过度需求的压力以及银行信贷质量的下降。(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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