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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报告：中国需要尽快解决非流通股问题(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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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5月12日 17:45 21CN |
| 尽管SARS使中国2003年第二季度的GDP增速降到了6.5%，但中国还是全速走完了2003年，第四季度增长10.4%，全年GDP增长9.1%。中国继续成为全球转移生产设施的首选目的地，中国作为出口平台的实力促进了收入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尽管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所上升，但总的就业在增加，2003年新增就业860万人。同时，进口增长40%，使中国成为亚洲地区发展的推动力。虽然很大一部分进口是由出口和国内消费带动的，但国内投资是主要的原动力。 2003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中国经济中公认的对投资的一种不完善的衡量标准)达到了历史新高47%。物价也加速上涨。尽管最近几个月基础货币增长有所放慢，但最近货币供应量的增速(约20%)居高不下，刺激了物价上扬。宽松的银行贷款供给是这一景象的另一个因素，虽然它产生了综合性的作用--促使不景气的公司持续降价，使其他一些公司的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破坏了大力控制银行系统不良资产规模的努力。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3月5日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使经济重新步入正轨是今年政府各项工作之首。然而稳定政策措施的实施速度和效果有时取决于创造就业和结构调整两个目标间的权衡，以及协调各部门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 中国经济正经历的三大转型--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均带有既使收入集中又使收入分散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一年来"公平发展"逐渐成为了政府政策的突出重点。因为农村高度贫困，城乡收入和农业与非农收入差别继续拉大，农村发展成为一个特别焦点。对农村地区外出人口的有序管理，成为管理中国日益扩张的城市地区生产力和"可居住性"的关键。另外，就算政府能够解决疲软银行的问题，但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还有赖于住房、社会保障的改革进程和国有企业的运行状况。2003年全年以及2004年年初，政府还体现出了虽然仍不全面、但却明显的发展战略：对物力/财力、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在促进增长方面的作用给予同等的重视，而不是过度关注物力/财力。 产 出 尽管受SARS影响，2003年第二季度中国的经济大幅减速并影响了下半年一些项目的实施(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但2003年下半年在SARS得到控制后经济出现强势反弹。第四季度工业增长14.2%(2003年全年为12.5%)，服务业增长9.6%(2003年全年为6.7%)。工业企业的总利润率(利润与资产净值的比率)从2002年的5.2%和2001年的5.0%上升到5.8%，反映出一些主要工业行业的需求情况和坚挺价格。 因此，虽然2003年农业增加值的增速减慢了0.4个百分点，达到2.5%，但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增长了9.1%(第四季度增长10.4%)，增速为1997年以来之最快(见图一)。 全国耕地面积持续下降(因为改为非农业商业用途以及退耕还林)，以及一些自然灾害事件，使2003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下降了5.8%。仅在2003年，耕地总面积就缩小了4.3%，直接促使政府发出新的公告，保护粮食生产用地。 然而，正如我们以前所陈述的，农作物的多样化会给农民带来极大的收益。例如，2003年第一季度，种植业和养殖业推动农业产出增加4.5%。因此，尽管工业增长连续两个季度小幅下滑，全年GDP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达到9.7%。 尽管2003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但经济发展伴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强劲增长，城镇就业新增近860万人。但结构性的农村地区失业以及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使净增就业缩减到690万人。2003年强劲的经济增长为减少贫困做出了重大贡献，按1美元/天消费贫困线计算，贫困人口的数量已从1990年的3.6亿下降到2003年的1.519亿。不过，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仍落后于城镇居民收入，并且每年都在落后。2003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了9%，而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提高了4.3%。我们用住户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7。 需 求 与以往一样，由于有关总需求的各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和国外净需求的数据都有缺陷，而且相关数据也不一致，对中国经济总需求增长的判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据官方估算，2003年名义固定资产投资上升了26.7%，比2002年加快9.8个百分点。这不仅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增速，而且投资占总需求的比例也高达47.2%。由于三个原因，投资占GDP的实际比率可能要低一些。第一，固定资产投资数包括企业的土地购置，2003年增加了60%以上。其次，消费通常会被低估，最显著的是诸如教育、医疗服务或住房等项目的消费，它们是用行政价格而非市场价格来估价的。同时，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国民核算数据与住户调查得来的数据存在巨大差距。随着国家统计局最新开展综合性现代经济普查工作，到2005年中我们可能会得到较好的消费数据。对投资数进行调整后，2003年投资的名义增速大约在23%、投资占总需求的比重大约在43%，虽大大低于广泛宣传的47.2%，但仍是最近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按可比口径)超过了1993年的37.5%以及2002年的40.2%。 以制造业为首，国有及集体企业的基建增长非常强劲，尽管未来国内或国际需求前景并不明确，有些行业仍在大幅提高生产能力。同时，虽然外商直接投资从2001年和2002年的大幅增长放慢下来，并持续到了2004年一季度，但工业生产或投资仅仅略微放慢。在发生这种债务融资的过度投资的同时，当局在积极地重组国有银行。最近补充资本金的工作是否会成功，关键将取决于银行资产的质量，但目前对此无法保证，这将成为未来风险之源。更令人不安的事实是，虽然中央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预算投入很小，但地方政府却在大干快上。2003年地方政府项目占项目总数的86%。地方政府的财政债务加剧了中央政府整体的财政风险。虽然不允许直接借款，但地方政府通过其拥有的投资中介机构积累了各种隐性的、或有的和直接的财政负债。这些债务的形式有银行信贷、通过城市开发基础设施公司等地方企业发行的债券、担保项目和由地方政府创办的机构管理的投资基金、向地方企业出具的便于其获得贷款的信誉证明书、特许合同等。地方政府有时自己承认不了解其全部或有债务。(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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